凶手父亲为何被刑拘

那年送饭的路十岁那年，本该由我去送的午饭，被妹妹抢着接了过去。

她消失在五百米外的小路上，像被夏日蒸发的水汽。

母亲从此只对我重复一句话：“要是你去送就好了。”十五年后我成为物证技术警察，

重启尘封档案。当妹妹的颅骨在父亲工具房地板下重见天日时，我颤抖着拼出三处陈旧骨折。

照片里她手臂的淤青突然刺眼——那正是父亲当年说“摔伤”的位置。审讯室的强光灯下，

父亲笑着舔了舔牙：“赔钱货偷钱还不认，打死清净。”母亲终于转向我，

瞳孔却映着三十年前妹妹的脸：“你看，当初该你去送饭的。”--那年夏天，天气火热，

室外温度38摄氏度。我瘫在堂屋那张被岁月磨得油亮光滑的竹凉席上，

身下的汗水洇开一小片深色印记，像一张无声控诉的地图。十岁的身体，骨头都是软的，

被溽暑蒸得只想化掉。是母亲在切菜，准备午饭。刀落在砧板上的节奏带着一种压抑的疲惫。

父亲天不亮就去了河滩那片承包的沙场，午饭得有人送过去。这活儿，本该是我的。

我脑子里盘算着去河滩要淌过的那段浅水，清凉的河水漫过小腿肚的舒爽。还有树上，

知了壳……念头刚起。“哥！”一声脆亮的呼唤破开沉闷的空气。妹妹阿禾像只灵巧的小鹿，

从里屋蹦了出来。她刚满八岁，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小褂，两根细细的黄毛辫用红头绳扎着，

随着她的动作一跳一跳。“妈！我去给爸送饭！”她几步跑到厨房门口，声音又急又快，

带着一种生怕被人抢了先的迫切。母亲切菜的手顿了一下。她没回头，

侧脸的线条在昏暗的厨房光线下显得异常冷硬、紧绷。“外头日头毒，晒死人。

”母亲的声音平平的，听不出情绪，像一块被晒烫的石头。“我不怕！

”阿禾立刻挺起小小的胸膛，带着一种天真的豪气，“哥躺席子上快化啦！我去！我去！

”她一边嚷着，一边已经伸手去够灶台上那个沉甸甸的铝制饭盒篮子。那篮子很大，

几乎有她半人高，里面装着两个搪瓷缸子。一个装饭，一个装着简单的炒菜，

还有一小罐母亲特意熬的、凉透了的绿豆汤。绿豆汤是给我的，母亲特意交代过，

让我喝了消暑。那五百米的路，在太阳这么大的情况，谁都不愿意去。她乐意去，正好。

“让她去吧。”我懒洋洋地对着厨房方向喊了一声，翻了个身，把脸贴在竹席沁人的凉意上，

舒服得叹了口气。厨房里沉默了几秒。只有刀重新落在砧板上的声音，“笃、笃、笃”，

比刚才更重，更沉。阿禾已经把饭盒篮子挎在了臂弯里，篮子沉甸甸地坠着她细瘦的胳膊。

她咧着嘴冲我笑，露出一排细密的小米牙。“哥，等我回来，绿豆汤分你一半！”我没理她，

闭上眼，只想着河滩的凉水和树荫。母亲终于从厨房走了出来。

她腰间系着那块永远洗不净油污的蓝布围裙，手里端着一碗刚盛出来的、深绿色的绿豆汤。

她没看我，径直走到阿禾面前。她的目光落在阿禾脸上，很沉，很深，

像在审视一件即将交付出去的、并不那么让人放心的易碎品。在我这年龄，无法分辩。

路上别贪玩，”母亲的声音干涩，“看着点路，送了就回。篮子沉，走不动就歇歇，别硬撑。

她一边说着，一边动作近乎粗鲁地把那碗绿豆汤塞进饭盒篮子的空隙里。“知道啦，妈！

”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我跑得快着呢！保证送到就回来！脚步轻快地朝门口跑去，

阳光在门槛外白得刺眼。母亲追到门口，手扶着粗糙的木门框，身体微微前倾。

她的目光紧紧黏在阿禾小小的背影上，直到那身影被门外毒辣的阳光吞噬。她没有看我，

只是望着那个方向，很久，很久。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生生的阿禾。五百米。

从我家低矮的土墙院子到河滩沙场，只有短短五百米。一条被无数双脚踩出来的土路，

穿过一小片稀疏的杨树林，再拐个弯，就能看到河滩上灰蒙蒙的沙堆和父亲忙碌的身影。

五百米，成了阿禾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竹席的凉意早已被我的体温熨热，变得黏腻不堪。

太阳一点点西斜，蝉鸣依旧不知疲倦，却莫名带上了一种催命的焦躁。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像冰冷的藤蔓，悄悄爬上我的脊背。“妈……”我回头，

声音有些发虚。母亲像一尊泥塑，依旧站在厨房门口，面朝外，背对着我。听到我的声音，

她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阿禾……还没回来？”我问。母亲没有回答。

她猛地转过身，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那里面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恐惧和一种……冰冷的指责？“去找！”她喉咙里挤出两个字，

声音嘶哑破裂。我被她眼中的东西刺得一个激灵，几乎是连滚滚爬地冲出了家门。

我沿着那条滚烫的土路狂奔，心脏在胸腔里擂鼓。冲进稀疏的杨树林，没有。拐过弯，

河滩就在眼前！父亲和几个帮工的身影在沙尘里模糊地晃动。“爸！”我扯着嗓子喊，

声音被机器声吞掉大半。父亲直起腰，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抹了把汗水和沙土混合的脸，

眯着眼朝我这边看。当他看清只有我一个人时，眉头立刻拧紧了。“阿禾呢？”他吼着问，

声音盖过机器。“她……她不是来送饭了吗？”父亲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扔下铁锹，

几步冲到我面前，沾满沙砾的大手铁钳般抓住我的肩膀。送饭？她一个人来的？什么时候？

“中……中午……”我被他抓得生疼，语无伦次，

“妈让她来的……篮子好大……”父亲猛地松开我，脸色煞白，

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骇人的凶光。别干了！都他妈给我去找人！阿禾不见了！找！

挖地三尺也给我找出来！整个村子都被惊动了。男人们顶着烈日，拿着铁锹、钉耙，

沿着那条五百米的土路，像篦子一样反复梳理。路边的草丛被踩平，每一个田鼠洞都被掘开。

杨树林里每一棵树都被仔细查看。河滩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

浑浊的河水也被搅动了一遍又一遍。女人们聚在我家低矮的堂屋里，七嘴八舌，

叹息、猜测、安慰，声音嗡嗡地混在一起。

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劣质烟草味和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慌。我缩在堂屋最阴暗的角落里。

母亲坐在我对面的小凳上，背挺得笔直，像一截枯死的木头。她不再看任何人，

从阿禾消失的那一刻起，她就再没有看过我一眼。有人给她递水，她不理。有人跟她说话，

她不答。村里人安慰的说，阿禾，没事的没事的。父亲像一头焦躁的公牛，

在屋里屋外来回冲撞。对着每一个进来汇报“没找到”的人咆哮怒吼，声音嘶哑，

眼珠布满血丝。他的目光偶尔扫过我，对我说道。让你送个饭！让你送个饭！懒死鬼托生的！

他终于在一次冲进堂屋时，把所有的怒火和恐惧都倾泻到了我头上。

他扬起沾满沙砾的粗糙大手，带着风声朝我扇来。我没有躲。巨大的力道扇得我眼前发黑，

耳朵里嗡鸣一片，整个人从角落的小凳上摔倒在地，脸颊火辣辣地疼，嘴里尝到了咸腥味。

我蜷缩在地上，看着父亲盛怒扭曲的脸，看着母亲那凝固成雕像般的侧影。角落里，

那只沉甸甸的铝制饭盒篮子孤零零地立着，里面的绿豆汤早已凉透变质，

散发出一丝若有若无的酸馊气。那一巴掌的脆响，像一个休止符，

短暂地掐断了堂屋里所有的嘈杂。女人们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只剩下压抑的抽气声。

“打孩子顶什么用！”一个上了年纪的族叔公看不过眼，皱着眉呵斥了一声。

“当务之急是找人！赶紧去镇上报案啊！”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暴怒中的父亲。

他狠狠剜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憎恶没有丝毫减弱，仿佛我才是这一切灾祸的源头。

他猛地转起，对那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帮工吼道：“栓子、老六，跟我去镇上派出所！

其他人，再给我找！河滩下游，苇子荡，都去翻！人群又骚动起来，

一部分人跟着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冲出了门，奔向暮色渐沉的村外。村民人在议论。

“造孽哟，好好一个丫头……”“就是，那条路太平坦了，能出什么事？

”“该不会是……被人拐子……”嘘！别瞎说！朗朗乾坤的！“唉，也怪这孩子懒，

要是他去送……”“可不是嘛，他爹打那一巴掌，唉……”每一句低语，每一个眼神，

都像细小的针，密密麻麻扎在我裸露的皮肤上，扎进我十岁的心脏。我下意识地看向母亲，

像溺水的人寻找一块浮木。她依然坐在那张小凳上，姿势纹丝未动。她的目光，

穿过攒动的人影，穿过弥漫的灰尘，直直地、毫无焦点地落在我身上——或者说，

落在我身后的那片虚空里。看着我，没说一句话。那个夜晚，像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

派出所来了两个年轻的民警，打着哈欠，拿着本子例行公事地问话、记录。

他们象征性地在土路和河滩边用手电筒晃了晃，光线微弱得连脚下的坑洼都照不清。

他们皱着眉，对父亲激动的描述和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补充显得有些不耐烦。“才几个小时，

兴许是孩子贪玩跑远了？”一个民警打着官腔，“附近都找过了？”都翻遍了！

草窠子都扒开了！父亲急得眼睛通红，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民警脸上。“没有目击者？

”另一个民警翻着本子。没有！大中午的，鬼影子都没一个！帮工老六抢着回答。

民警合上本子，语气带着一种见怪不怪的敷衍：“行，情况我们了解了。失踪未满24小时，

按规定还不能立案。你们自己再仔细找找，发动亲戚朋友去远点的地方问问，

孩子会不会去了哪个亲戚家？明天要是还没消息，再来所里报。他们拍拍屁股，

骑着那辆漆皮剥落的旧摩托车，走了。此后的日子，

搜寻的范围从村子扩大到周围的乡镇、山林，贴出去的寻人启事被风雨撕碎了一次又一次。

父亲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骡子，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

人也迅速佝偻下去，脾气变得更加暴戾无常。家里稍有不如意，轻则摔盆砸碗，

重则拳脚相加，而承受这一切的，除了沉默的母亲，几乎全是我。

母亲彻底失去了语言的功能，她像个幽灵，机械地做饭、洗衣、下地。她的眼睛，看着远方，

那里只有阿禾消失的背影，和她那句“要是你去送就好了”的无声诅咒。

她的沉默比父亲的打骂更令人窒息，像一张浸透了冰水的厚牛皮，严严实实地裹住我。

父亲则把阿禾失踪的怒火和对生活无望的怨毒，全部倾泻在我身上。饭桌上一点声响，

地里干活慢了一步，甚至只是他心情不好，都能成为他拳打脚踢的理由。“废物！

”、“扫把星！”、“你怎么不死！”这些恶毒的咒骂成了我生活的背景音。

我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旧伤叠着新伤。有一次，

仅仅因为我打水时不小心碰翻了一个瓦盆，他抄起挑水的扁担就抽在我背上。

剧烈的疼痛让我蜷缩在地，几乎昏死过去。他打累了，喘着粗气，眼睛血红地瞪着我。

从牙缝里挤出那句和母亲如出一辙，要是你去送的饭，你妹妹就不会丢！你怎么不去死！

我成了这个家的罪人，一个活着的、供父母发泄痛苦和怨恨的祭品。阿禾的失踪，

抽走了这个家最后一丝温情和光亮，只留下无边无际的寒冷、绝望和日复一日的凌迟。

我无数次在深夜的剧痛中醒来，

听着隔壁父母房间里压抑的啜泣母亲的和沉重的叹息父亲的。想起，

她最后那句“绿豆汤分你一半”的承诺，像个甜蜜又残忍的钩子，反复撕扯着我幼小的心。

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我那么懒？我甚至开始幻想，如果那天是我去送饭。

也许真的会遇到拐子，被卖掉，或者干脆死掉，也好过现在这样，活着，却比死了更痛苦。

日子在绝望的泥沼中挣扎前行，一年，又一年。我在极度的压抑和恐惧中，

扭曲地、沉默地长大了。高考填志愿时，我所有的志愿栏里，

只填了一个专业：刑事科学技术。父亲看到通知书时，只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极尽轻蔑的冷笑。

母亲依旧沉默，她的目光掠过那张薄薄的纸，毫无波澜，仿佛那只是一片无关紧要的落叶。

大学四年，我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疯狂地学习。

痕迹检验、法医人类学、现场重建……那些冰冷的理论、严谨的逻辑、客观的证据，

成了我唯一的救赎。只有真相，冰冷、坚硬、不容辩驳的真相。我贪婪地吸收着一切知识，

只有在实验室彻夜不眠的灯光下，

面对着颅骨模型、指纹图谱或是一滴干涸血迹的显微照片时。毕业后，

我放弃了省城相对优越的岗位，

主动申请调回了老家所在的这个闭塞小县城的公安局刑侦大队，成为一名物证技术警察。

没有人理解我的选择，除了我自己。我必须回来。那条五百米的土路，

像一个无法愈合的脓疮，长在我的心上。只有亲手揭开它的秘密，找到阿禾消失的真相，

无论那真相多么残酷，我才能从这长达十五年的酷刑中获得一丝解脱，

才能……或许……让母亲的目光，重新落回这个“活着”的儿子身上。报到第一天，

我站在县局那栋灰扑扑的办公楼前，看着门口斑驳的警徽，深深吸了一口气。

十五年压抑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肩头，但这一次，我手里握着寻找答案的工具。

我的顶头上司，刑侦大队副队长赵刚。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刑警，皮肤黝黑，眼袋深重，

一看就是常年熬出来的。他翻着我的档案，看到毕业院校和专业时，眼睛亮了一下：“哟，

高材生啊！省警院刑事技术的尖子，怎么跑我们这穷乡僻壤来了？”“家在这里。

”我简单地回答，声音平静无波。赵刚点点头，没再多问，

大概把我当成了那种想回家乡“建设”的愣头青。

他带着我去物证室和技术中队办公室转了一圈，介绍了一圈同事。

大家对新来的技术员态度平淡，带着点好奇和疏离。“正好，

”赵刚把我领到技术中队办公室一张靠窗的桌子前，“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哦，对了，

老库房那边堆着些早年的旧案卷宗，一直没系统整理过。你有空的话，帮忙理一理，

该归档归档，该销毁的按程序报批销毁。也算……熟悉熟悉我们这儿的历史。

他拍了拍我的肩，算是交代了第一个任务。“旧案卷宗”几个字像电流一样击中了我。

我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好的，赵队。”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熟悉新设备，

跟着去现场做做简单的痕迹提取。

晚上则一头扎进了那个位于办公楼地下室的、散发着浓重霉味和灰尘气息的老库房。

我像一个偏执的掘墓人，戴上口罩和手套，开始从最靠近门口的架子，一盒一盒地翻找。

2 西河堤抢劫伤人案”“2003.11.8 红旗村投毒案未破”……年份跳跃着，

案件五花八门。终于，在第三天深夜，我找到了。

：青石镇派出所转县局刑侦大队备案****现状：未寻获**2005年7月18日。

那个被烈日和蝉鸣烙印的日期。阿禾。

我几乎是颤抖着将那个比其他卷宗盒更轻、更薄的盒子抽了出来。我抱着它，

像抱着一个失而复得又沉重无比的秘密，踉跄着回到技术中队那间只有我一个人的办公室。

关上门，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要汲取某种勇气，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盖。

最上面是一张泛黄、卷边的《失踪人口登记表》。字迹歪歪扭扭，

是父亲陈大勇那仅能勉强写全自己名字的水平填写的，经办民警的签名龙飞凤舞，难以辨认。

失踪地点潦草地写着“自陈家往河滩沙场途中”。

失踪经过一栏只有寥寥几个字：“午饭后独自送饭离家，未归。

”上面阿禾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已经模糊不清，

只能依稀看出一个扎着小辫、笑容腼腆的轮廓。接着是一份同样潦草的《询问笔录》，

被询问人是父亲陈大勇和母亲王秀兰母亲的名字，我竟有一瞬间的陌生感。

笔录内容空洞乏味，无非是重复着孩子何时出门、穿着什么、可能去了哪里之类的套话。

母亲王秀兰的签名栏是歪歪扭扭的指印。笔录最后，

办案民警的结论性意见像冰冷的刀子扎进眼里：“初步判断，

女童陈阿禾于送饭途中意外走失或遭遇拐卖可能性较大。现场位于乡村土路，无监控设施，

无目击证人。经多日搜寻无果，建议家属等待线索，或向打拐部门反映。再往下翻，

是几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现场照片复印件。照片拍摄手法极其业余，角度混乱，画面抖动。

一张拍的是我家那个低矮的院门；一张拍的是那条光秃秃的土路，镜头里只有飞扬的尘土。

一张拍的是河滩沙场的一角，几个模糊的人影在忙碌。这些照片，除了证明有人去过现场，

没有任何价值。盒子的最底层，

孤零零地躺着一张泛黄的、边缘已经磨损起毛的《不予立案通知书》。

落款时间是2005年7月25日，距离阿禾失踪仅仅七天。

理由是：“无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没有现场勘查记录。没有详细的走访记录。

没有对家庭成员矛盾的深入排查？没有对周边可疑人员的筛查。

甚至连阿禾当天穿的衣服、鞋子的具体样式、颜色都没有详细记录！

一切都被轻描淡写地归咎于“意外走失或拐卖”，

然后像丢垃圾一样丢进了这个布满灰尘的角落。一丢就是十五年！十五年的寻找。

十五年的痛苦。十五年的罪与罚。在官方冰冷的记录里，竟然如此轻飘飘！如此敷衍！

如此……不值一提！阿禾，我的妹妹。我猛地合上卷宗盒，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胸膛剧烈起伏，眼前一阵阵发黑。十五年压抑的愤怒、委屈、绝望和深入骨髓的负罪感，

在这一刻被这份冰冷的卷宗彻底点燃了。不行！不能这样！我猛地站起身，

我冲到办公室墙边那巨大的县区地图前，

手指精准地戳向那个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的地方——青石镇，小杨村。

那条从我家通往河滩沙场的五百米土路，像一道丑陋的伤疤，刻在地图上，

也刻在我的生命里。“阿禾，”我在心里无声地嘶喊，哥回来了。这次，哥自己查！

掘地三尺，也要把你找出来！把你消失的真相，挖出来！”我开始了近乎偏执的行动。

利用下班后的所有时间，骑着局里配发的旧自行车，一遍又一遍地重走那条五百米的路。

十五年的时光，足以改变许多。土路变成了坑洼的水泥路，路两边稀疏的杨树林被砍伐殆尽，

变成了几块零星的菜地。河滩沙场早已废弃，

只剩下几台锈迹斑斑的废弃机械和几个积满污水的深坑。我像一个幽灵，

在这条路上来回踱步，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土地，用物证技术警察的眼睛，

苛刻地审视着每一个角落。我拿着卷尺，

反复测量着路宽、路边沟渠的深度；用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每一段路面。

每一处可能的变化；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

每一处看似异常的地形起伏、土壤颜色变化、植被分布情况。偶尔有相熟的老人认出我，

叹息着摇摇头：“是阿禾她哥吧？唉，这么多年了，还想着呢？

难为你了孩子……” 我只是沉默地点点头，继续我的丈量和记录。我知道，十五年了，

地面上不可留下任何痕迹了。我的勘察，更像是一种徒劳的仪式，一种与过去对话的方式。

但内心的执念支撑着我，仿佛只要我走得足够多，看得足够仔细，就能穿透时光的迷雾，

抓住一丝阿禾留下的气息。同时，我利用职务的便利，小心翼翼地开始在内部系统里检索。

我输入阿禾的名字、失踪日期、地点，结果寥寥无几，只有当年那份简单的备案信息。

我扩大了搜索范围，检索那个时间段前后，青石镇乃至全县范围内上报的失踪人口。

无名尸体、未破的伤害案件……海量的信息碎片在屏幕上滚动。看得我眼睛发涩，大脑发胀，

却找不到一丝能与阿禾关联的线索。巨大的挫败感像冰冷的潮水，一波波袭来，

几乎要将我淹没。就在我几乎要被绝望吞噬时，一个名字偶然跳入了我的眼帘——李卫国。

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当年那份潦草的询问笔录里，

身份是“报案人邻居”、“协助搜寻人员”。李卫国！我童年的玩伴，住在我家斜对门，

比我大两岁。阿禾失踪那年，他十二岁！当年警察真的问过他吗？

那份简陋的笔录里根本没记录他说了什么！一股莫名的电流瞬间窜过我的脊背。

我立刻冲出办公室，跨上自行车，顶着午后灼人的太阳，朝着记忆中小杨村的方向猛蹬。

凭着模糊的记忆，我找到了李卫国的家。

一个身材微胖、脸上带着生活风霜痕迹的中年男人正蹲在门口修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卫国哥？”我试探着叫了一声。男人眯着眼，仔细打量了我几秒，

眼中先是疑惑，随即猛地睁大，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愕：“你是……陈禾？阿禾她哥？

”“是我。”我点点头，喉咙有些发干。李卫国放下手里的扳手，站起身，看着我。

真是你……听说你当警察了？出息了啊。卫国哥，我来是想问问……”我开门见山。

阿禾的事。当年……当年警察找你问过话吗？你还记得那天中午，阿禾出门前后，

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人或者事？”听到“阿禾”两个字，

李卫国脸上的肌肉明显抽搐了一下，眼神瞬间闪烁起来，下意识地避开了我的直视。